告别打工博物馆

告别会没有舞台，就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门前的院子里举办。

馆前地面瓷砖斑驳，放着一套音响设备、两支话筒，诗歌和音乐飘荡在晴朗的天空下，不时有附近首都机场进出港的飞机“轰隆隆”从低空掠过。

5月20日，100多名打工者和他们的朋友们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城市边缘地带的皮村，同这座存在了15年的博物馆正式道别。这家民间公益博物馆由打工者亲手创建，2008年5月1日劳动节这一天正式开馆。彼时正逢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的夏天被奥运点燃，进出博物馆的人们充满热情。

“改革开放30年，正好是工人群体开始流动的30年。”身穿蓝色POLO衫、黑色运动裤的王德志提到：“一直做工人文艺工作的我们想到应该以一种形式记录下自己的30年，便想到了建立博物馆。”王德志是告别会的主持人，也是博物馆的创办人和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取名可以看出，在创办者们最初的设想中，它具备两重功能：一方面是博物馆本身的功能，即用实物构筑一个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发声空间，记录打工人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发挥“文化艺术”的作用，扎根皮村，构筑一个服务社区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凝聚社区内喜欢文化艺术的工友。

开馆至今，博物馆几经浮沉。鼎盛时期，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打工春晚等品牌活动在这里诞生，展品受到各界关注，国内各大媒体报道。时过境迁，如今，疏于更新维护的展厅、粉化脱皮的墙壁、坑洼的地面以及空气中带有潮气的灰尘味道，无不显示着它的失落。“拆迁”只是最后一步。

告别会后一天，推土机已经在博物馆斜对面开始工作。随着皮村及其所在的金盏乡调整发展规划，疫情管控放开后拆违等工作再度提上日程。这片承载一代“打工人”记忆的试验田将淡出人群视野，等候新生。

一
乘坐北京地铁6号线到草房站，转306路公交到皮村西街，下车映入眼帘的是颇为气派的皮村大门，跨进门后则是另一番景象——低矮的饭店、摊位，随意悬挂在外墙的LED招牌、低垂的电线。步行15分钟穿过街区，一个院子出现了，院门墙壁左边写着“天下打工是一家”，右边标记了三个红色的“拆迁”字样。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便坐落于此。

告别会的前一天，天下起了小雨，约300平方米的展厅空荡荡的。义卖厅里，画册、纪念T恤、唱片散落在地，积了灰。偶尔有参观者提问，独自看守展厅的王德志都会耐心解答。

在5月17日“皮村工友”公号发布《别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推文后，这两天来访者有所增加。19日下午，王德志提到，举办告别会的本意只是想约工友们和好朋友过来聊聊天，现在议程安排还没确定，打算“今天晚上八九点碰一下”。

王德志是内蒙古兴安盟人，1977年生，成长在大兴安岭附近半农半牧半林区域。因家庭经济困难，他初中辍学，在家务农三年。18岁临近之时，王德志开始着急：“再不想办法，这辈子就在农村了。”
上世纪90年代起，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同他们一样，1995年冬天，看准相声表演的机会，王德志偷拿了家里700元，留下一封信，乘火车跑到北京。王德志初到北京直奔中央电视台传达室，在表明想上春晚的意图后，对方答复他“半年前节目就已确定”。

圆梦不易，他便留在北京打工，最开始甚至不知道“打工”一词为何意，后来做过餐厅杂工、送水工、广告公司业务员。

有一次，他在西四环租房子住，理发出来就被警察拦下，查暂住证。由于未随身携带，他被揪着头发，一脚踹上了车，带进一个大院里，同很多人一起蹲着。类似“被抓”的事情发生过三四次。那时王德志走在街上，时刻提心吊胆。警察查验的“暂住证”后来成为博物馆征集到的第一类，也是最多的一类展品。

“收容遣送”这一荒诞的历史，终结于2003年。当时，27岁的孙志刚因没有办理暂住证被广州警方收容，后死亡，经法医鉴定系遭毒打致死。此事经媒体公开后掀起大讨论，促使国务院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实施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这是对打工人群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王德志说。

工作之余，王德志经常给当时的《曲苑杂坛》《综艺大观》等栏目打电话，想报名说相声，但都杳无音信。后来，他开始报班学习相声，每节课40元，他那时一个月收入也才300元。然而，“风雨不透、滴水不漏”的主流相声圈，王德志根本进不去。

由于爱好表演，经一公益组织介绍，王德志与孙恒、许多等人结识，并成立打工青年演出队，后改为“新工人乐队”，几经更名后现为“谷仓乐队”。孙恒来自河南开封，今年48岁，自称是一名音乐社会工作者，1998年来北京之前是一名中学音乐老师。拥有标志性卷发的许多来自浙江海宁，原名许国健，1977年生，2001年开始在北京街头卖唱。

演出队经常去工地上为工友演出，这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工友聊天，并了解这一群体的现实困难和权益诉求，例如拖欠工资、工伤事故认定难等。对于不公平，王德志心有不忿：“怎么解决不公平？靠个案是不行的，这个集体要懂我们的权利——有什么权利，怎么来争取。”

而后，他们在打工者聚集的北京郊区开办了大众电脑培训班、工友互助图书馆、打工者问题协助中心，并邀请律师就工友们的维权问题开设法律讲座。这就是为流动人口提供文化教育服务的草根机构“北京工友之家”的雏形，2002年11月该非营利性机构工商注册成立，后于2016年6月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为“北京同心互惠社工服务中心”。

据孙恒回忆，2004年，打工青年演出队伍出版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赚了7.5万元的版税。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这笔“巨款”被决定用于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即同心实验学校，后因疫情学校被迫停课，现为同心互惠社工服务中心，为流动儿童提供运动、艺术的空间。

几人开车四处寻找合适的校址，发现了皮村——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地处温榆河畔，与通州区比邻，距首都国际机场仅十几公里。孙恒回忆，刚来的时候，皮村有1000多名当地村民，上万外来打工者，周边主要分布着家具、门窗、彩钢、印刷厂等中小企业。北京开始疏解人口以后，很多工厂外迁至河北等地，留下的打工者多从事服务业、打零工或者成为小商贩。

“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城边村，从繁荣，到衰落，再到拆迁，这样一个变化。”孙恒等人见证了皮村的变迁：那时，租单间仅需60—80元，现在的租金翻了10倍以上；一碗面的价格从3元涨到十几元；两三层高的低矮楼房取代了一排排的小平房，如今土黄色、暗红色的墙面已经开始脱落。

时间到了2008年。当奥运会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时，博物馆主要策划人孙恒就在想，30年间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两三亿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群体贡献了重要力量，是不是该记录下些什么。他想在用歌声给工友带来快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记录打工群体的历史变迁，倡导劳动价值的尊重和认可”，架起与社会各界沟通的桥梁。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应运而生。“那时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素材，对打工人群体的认识已经相对成熟了，逐渐找到服务工人群体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做工人文化，比如拍纪录片、做培训、唱歌以及开展社区活动等。”决定创馆之初，王德志对建博物馆没有太大奢求，落成之时“神圣感出来了”。

博物馆吸引过很多聚光灯，王德志由此认识了不少媒体人。“我们很清楚，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其实是因为社会各界都在重视和关注整个打工人群体。”他说。

二
2008年5月1日，这座由打工者自己建起的博物馆正式开放，特地选择在劳动节这一天。“我们做了一场演出，来了很多人，有工友、北京市民、高校学生老师、关注工人文化历史的研究人员，院子里基本站满了人。”孙恒回忆。

博物馆选址很偶然。孙恒有一天在村子附近转悠，发现一个废弃的琉璃瓦厂，工厂前有一个荒草丛生的院子。孙恒当时很激动：“我第一感觉就是，这地方特别适合做博物馆的展馆，就等着你去重建它。”

2008年过完春节，凑了8万块租金后，孙恒几人开始筹备博物馆。除了工友之家的同事，很多志愿者和工友闻讯而来，自告奋勇帮忙，大家通宵达旦地梳理资料、粉刷墙壁、设计展柜、制作展框。“很多框都是我们买机器，自己加工的，就为了省钱。”王德志说。

孙恒提到，建设博物馆有一些规定，比如馆长要有专业的资质；展品要经国家级鉴定，符合文物标准；室内要保持恒温，配备许多设备。“我们全部达不到，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孙恒说，后来策展只能根据现有条件进行，也受到过阻力和压力，幸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才艰难地走到今天。

博物馆建设初期获得了皮村村委会的支持，就连现在馆前地面的白色瓷砖也是村委会投资共建的。在馆内引言展板一侧，长长的致谢名单记录下曾经汇聚在这里的各方力量，名单上的100多个团体和机构包括朝阳区团委、香港乐施会、北京志愿者协会等。

《物品征集启事》喊出的口号十分响亮——“我们打工群体已经成为劳动大军的主力军了……虽然我们创造了物质世界、创造了历史，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就等于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未来。我们不能等和靠别人来记录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历史必须靠我们自己来创造和谱写。”

消息经媒体、邮件传播后，各方工友和为打工者服务的NGO（非政府组织）支援，最终博物馆收藏的展品达到3000余件，有暂住证、劳动合同、诗集、工资条、打工子弟校校服、书信、缝纫机、工作服、头盔等。孙恒记得，昌平区某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人看到消息后，连夜派出三个代表将工具、服装、信件等跟建筑工人相关的物品送到博物馆来。

这些从四面八方捐来的展品放置在打工群体历史变迁、女工、儿童、劳动NGO团体四个主题固定的展厅和一个不定期更换主题展厅中。

第一个展厅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展现了“新工人”流动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形成并凝固、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务工潮出现，到收容遣送制度的确立和废止、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两会”。标志性事件被单独陈列出来，直击时代痛点，比如孙志刚事件、张海超开胸验肺、温家宝为农民讨工钱、黑砖窑事件等。一些工友成功维权的曲折经历也被张贴起来，也有些内容陆续撤掉，留下空白。

之所以称作“新工人”，王德志介绍，这是相对国企“老工人”的一个称呼，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参与城市建设和国家工业化进程，已经不能叫“农民”。他也不认同“农民工”这一称呼，“又是农民，又是工人，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

几乎没有“成就展”，只有“改革开放30年来，打工群体对GDP（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达21%”等寥寥数语印在展板上。“找不到。我们也希望（成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都是高楼大厦背后的。”王德志无奈地说。

有别于宏大叙事，剩下四个展厅多以个体化情感和记忆的方式呈现，打工者自己成为讲述者，透过展品可以窥见每个打工者生活齿轮碾出的印迹。

一封落款为“无能的女儿”的家书曾展出过，信中有对工厂未按时发工资的抱怨，有对父母保重身体的叮嘱，在最后还强调“来信把家里所有事情写来让我知道一下，行吗！”这封信的主人在写信四个月后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的火灾，1993年的这场大火导致80余名工人罹难。

一张黑白手绘图贴在白墙上，名为《不存在的全家福》。图画下方的文字讲述了背后的故事：作者的父母共生育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没有机会照整齐的全家福，因为姐姐出嫁，两代人相继外出打工。于是，作者便画了一张图，让家人们得以“纸上团圆”。

最后一个展厅里，有一辆煎饼车尤为醒目，它来自山东的徐大姐。1998年，她到北京以摊卖煎饼为生，后来为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徐大姐带着孩子回老家，走之前她将煎饼车从海淀运至皮村，捐给博物馆。爱好写诗的徐大姐曾在《煎饼之歌》中写道：“煎饼摊得如十五的月亮般圆，就像在祝福每个人，家庭和睦，团团圆圆。”

山东人徐大姐卖煎饼的三轮车。她曾在北京以摊卖煎饼为生，后来为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带着孩子回了老家，走之前将煎饼车捐给了博物馆。

王德志表示，平常参观者中，学生居多，工人比较少见，“工人很少对博物馆有抽象的认识，展品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只是生活化东西的呈现”。

但有些看起来寻常的展品已经成为历史的见证。在儿童展厅，蓝的、绿的、黄的、红的20余件打工子弟学校校服两行排开，装裱在展框内。校服上印着的很多学校如今已被关停，一些流动儿童被分流，或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比流动儿童问题大，至少流动儿童在父母身边，父爱母爱并不缺失。”王德志喃喃低语道。

至今，已有超过5万人走进这些故事。“这个馆本身就是值得记录的。”告别会前一天，冒着小雨特地赶来的一名参观者说，底层打工人群苦难的东西太多了，想来看看最真实的东西。

三
5月20日下午6点，告别会开始了，以天空为背景，以平地为舞台，观众们在博物馆门前围成了一个重重叠叠的圈。

一番开场白后，节目正式上演，念诗、歌唱、打快板……透过这些粗糙但情感真挚的节目依稀可以看到博物馆的辉煌时期，工友们有声有色的文化生活，院子里先后开设了“新工人剧院”“工友影院”“工友图书室”以及“公益商店”。

“一个五月的隐喻/推土机 切割机 纸一样薄 粉碎一切/一群人的离开……在山高水长蜿蜒曲折的道路上/日后我们就以光相认。”第一首诗是小海带来的。小海原名胡留帅，36岁，个子不高，头发茂盛。

在工友之家团队，小海是打工经历最丰富的人之一，自称“打工20年”。流水线并没有带走他身上对生命的激情，他爱看书、会写诗、唱摇滚。眼下，他最发愁的事情是，该谈恋爱的年纪没谈，现在找对象很难。告别会就是来自他的提议。

2003年7月“非典”刚过，15岁的小海乘绿皮火车南下，到深圳龙岗区打工，第一份工作是给复读机配装耳机，仅做了三天。“工厂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被放大的孤独变成了恐惧。”小海说。后来，他经邻村大哥介绍进了一家收音机厂，经常加班到深夜11点。深圳以后，他开始了很长时间的漂泊，辗转东莞、宁波、苏州、上海、郑州、嘉兴等城市。小海现在已经算不清做过多少份工作了，进过富士康、跑过广告业务、帮过烤鸭店、发过快递、当过房产中介……

其间，诗歌和摇滚乐始终陪伴着他。在广东的几年，小海接触了汪峰、许巍的歌，他说：“就像精神世界的一束光芒，把自己的灵魂拯救出来。”

听歌多了以后，小海开始尝试写点什么——写的东西介于诗、歌词、发牢骚、顺口溜之间。“随便拿起一个车间不要的账本，捡个笔就开始写。”小海说，“那时候两天不写，心里面就感觉像白活了一样，有一种急迫感。”这些表达在当时起到了自我安慰和鼓励的作用。

真正与诗结缘是在宁波的一个小岛上。小海回忆，他花19元在超市买了一本唐诗宋词后，机械的生活立刻被它拯救了。他一边做工，一边痴迷地念诗，工厂的阿姨刚开始以为“小伙子疯了”。“那时感觉自己太富有了，比国王还要富有，在工厂里和李白、曹操对谈和精神共振。”能够短暂抽离现实，小海很满足。

到打工中后期，他的精神世界开始有了灰度：期待改变，但最后没有改变，青春已经没有了。“努力改变命运的道理，在我身上太崎岖了。”小海苦笑。他尝试在微博上给摇滚大咖发私信，诉说困惑，后来张楚回复了，并把他推荐给了新工人乐队。就这样，2016年7月，他来到了北京。

下车看到的皮村景象让小海有些失落，房屋破旧，塑料袋在空中飞舞。但当踏入博物馆之后，他感到震撼——打工人心酸的经历竟被这样记录下来。从此小海与此地结缘。

2016年9月，在北京一家商店当服务员的小海从朋友圈看到文学小组的活动，赶来皮村参加。因为晚到了，他不敢进课堂，就在博物馆外面的图书室看了会儿书。第二周，他早早地到了，一下子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讲得很有意思，还是免费的”。后来，有老师让小海整理过去写的诗，给他装订了一本册子，取名为《工厂的嚎叫》。

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冯同庆、师力斌、袁凌、张慧瑜等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都来过文学小组授课。2017年，随着“月嫂作家”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一文走红，大批媒体涌入皮村“寻找范雨素”，她参加的皮村文学小组也因此声名大噪，小组成员李若、郭福来、苑伟、小海等都有公开发表过作品。2019年5月，文学小组还推出了一本内部刊物《新工人文学》，汇编小组成员和各地工友的投稿。文学小组负责人付秋云笑称，一年来这里上课的老师比一个研究生的导师都多。

写作难以改变这些打工人的生活轨迹。王德志说，偶尔一些平台会发稿费，有的工人生了“专门写”的念头，后来发现“职业的也难”。

2017年4月，小海正式加入工友之家团队，开始负责公益商店的运营，至今已坚持了六年。他很喜欢这里文化和生活自由自在的氛围，“这是我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

在告别会上，小海将博物馆称作是“废墟上建造出的一个奇迹”，是“理想的试验田”。“以前我们还在这里排话剧、搞节目，还在激情燃烧，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翻开新的一页。”小海说。

而后，皮村文学小组“两大秀才之一”的马大勇吟诵了李白的《行路难》、家政女工李文丽演唱了一首范雨素作词的《树下的娃娃》、打零工的王海军用唇齿无道具表演了一段快板。在演出的最后，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将一支话筒给了一名带女儿故地重游的女士，同大家一起演唱《送别》，歌声在院子里飘荡。

接过话筒的女士叫胡冬竹，2007年，他们在这里搭造了一个具有圆穹顶的帐篷，巡演帐篷剧。2008年基于帐篷剧场改建的“新工人剧场”正式落成，后来成为工人文化品牌活动的《打工春晚》第一届便在这里举办。

2012年1月，首届《打工春晚》上演，演员多是一线的打工者，曾经的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加盟主持，演出相关视频传到网络四天后，点击量破20万。在取得良好社会反响后，2013年1月，第二届《打工春晚》的舞台搬到了共青团中央大礼堂，春节期间在农林卫视和网络媒体播放，通过媒体走进千家万户。2014年第三届《打工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九剧场录制，2015年和2016年继续在朝阳区文化馆举办。2017年《打工春晚》重返皮村，回到了简朴的“新工人剧场”。而后线上举办过一届，便没有再延续了。

博物馆还陈列着2013年《打工春晚》节目单，表演节目共有24项，包括开场舞《天下打工人是一家》、三句半《家政颂》、原创歌曲《工资单》、表演唱《劳动号子》等。

“《打工春晚》对工友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许多说，当时南方有些工友辞去工作也要跑来参加《打工春晚》，因为终于有一个舞台能让他表达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那时博物馆门前的院子总是很热闹。付秋云提到，一到节假日，博物馆的院子里就会举办各种工友活动。没有活动的寻常日子，工友们下班后也愿意来这里看电影、跳广场舞或者遛弯，一天的人员流动近百人。

“关注度最高的时候，七八家媒体围着我转。”王德志担任前三届《打工春晚》的总导演。他说，后来机构自身活命都很艰难，维系春晚难度很大。

告别会进行了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在布展公司工作的郭福来才赶到。站在展厅里，他充满留恋地感慨道：“从我们心里来说，下班之后这是一个牵挂的地方。这个地方一旦没有了，（我们）就好像轮船失去了停泊的港湾，又得各自漂泊了。”

四
人群很快散去。6月，这个曾经生气勃勃，又多次濒危、幸存的博物馆将迎来真正的告别，拆迁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场地面临拆除，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在告别会当晚发出的回忆文章中，王德志感慨道。

收到拆迁的“最后通牒”之前，博物馆的生存已经举步维艰。前期运行经费主要依靠一些基金会项目支持，后期因项目收缩等原因有退出的。

稳定的项目资金突然中断，博物馆人员、租金等相关费用还在持续开支，光租金一年就需要超过10万元。王德志文章提到：“这几年，博物馆的房租都是靠支持我们的师友每人一年出1万块钱成为我们理事的方法和向社会各界众筹来完成，一些理事连续几年支持，也是博物馆可以坚持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也希望能够在保证公益价值的同时，自己挣钱解决问题，求人办事太难受了。”王德志说。博物馆的院子里现在还有一家同心互惠公益商店，该项目是由“工友之家”于2006年发起创办，希望将面向社会募捐及回收筹集的闲置物资进行义卖，降低打工者生活开支。原计划商店在解决“自我生存”的问题之后，盈余可以与其他项目资源共享。然而，项目进展并不顺利，店铺数量已经从最多时候的17家减少为三四家，还可能持续萎缩。

王德志介绍，商店刚成立时，市面上竞争者很少，后来整个生态发生了变化。资本进入，互联网形态出现，等团队反应过来的时候，市场已经被抢占。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来自大学、线上募捐的衣服减少，经营受阻，过去三年商店基本是赔钱的。

“疫情这几年，我要自己借钱给大家发工资，欠了一屁股债。”在王德志看来，团队没有解散已是万幸。

工友之家的团队成员也从百余人减少到20多人。“很多人确实熬不下去了。”王德志表示，“工作十几年，老是三四千块，大家将来还是要有出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老了别太难。”

孙恒提到，在社会力量参与活跃的时期，还会有很多志愿者学生来这里实习半学期，甚至一学期。王德志回忆，以前三四个专人负责博物馆这部分工作，还能配有讲解员接待参观，现在主要由他和付秋云兼职打理，公益商店、文学小组等工作繁忙之时，只能保证大门常开，日常参观者并不多。

所以，面对告别会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王德志恍若隔世：“这十年来大学生的（参观）热情急剧下降，少了非常多，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阶层之间的鸿沟更深了，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打破（鸿沟）。当然说完全打破是不可能的，但希望不要再继续加深了。”

展品多停留在十年前，很少更新。王德志想过攒几百个安全帽，做装置艺术展，也想过播放数字化影像，但因为缺乏稳定的预期，都搁置了，“如果继续稳定地做，还是会有很多变化，能够更跟今天的工人状况契合起来”。一名皮村前来参观的大爷说，有些时候博物馆关着灯，黑黑的。

作为打工人特殊的文化符号，博物馆常置身于风口浪尖，但几次危机都在社会公众和舆论的支持下平安度过。首都疏解让博物馆的生存土壤发生了质的改变，北京2017年前后开始强调“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政府通过拆除违法建筑、疏解制造业企业等方式实现“以房管人、以业控人”。孙恒提到，从疏解人口开始，（社会环境）落差很大，非常难挨，遭遇过“断水断电”。

孙恒说：“现在各自已经有了家庭、孩子，生存也很艰难，如果继续让我们背负这样一个历史的责任，就显得特别沉重，我们自己也走不动了。”

告别会那天，孙恒正在重庆带领村歌计划，他现在的时间和精力已经从城市转向乡村，“时代在变化，外部的环境在变化，我们必须要调整自己”。因为有其他活动缺席的许多说，对于之前走过来的这条路仍有情感在，但是不得不走向未来。

博物馆的未来在哪里？答案不确定，存在多种可能性。王德志介绍，告别消息发出后，很多力量在想办法留存下博物馆，例如全国总工会联系过来，希望保存一些反映新工人文化的展品；皮村村党委书记让他写一份申请，转至乡里为博物馆争取些支持；有人想电子存档做成线上博物馆；也有民办博物馆或者高校愿意接收展品。

当下，博物馆展品正准备打包收集起来，存放至仓库中。王德志说：“我们来日方长。”